2020台灣的社會發展願景
過去在兩蔣的反共思想洗腦、美國新聞處的宣傳，與大量留美學人的倡導下，台灣把發生在美國的一切皆視為「先進的、正確的」，同時把一切跟美國不相同的視為「落伍的、錯誤的」。當我們說「歐美先進國家」時，從來都不知道一個簡單的事實：歐陸國家的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產業與社會發展目標，截然不同於美國，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看不起美國！我們更少去思索一個更簡單而根本的問題：台灣人口少，國內市場小，天然資源遠不如美國豐富，我們是應該學習國情跟我們更相似的歐陸國家？還是應該模仿國情跟我們迥異的美國？
其實，到過歐洲和美國旅遊的人都有機會發現：不管是生活步調的優閒、建築景觀與藝術文化的表現、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，或者財富分記的公平性，歐陸國家都遠比美國更值得我們羨慕！
即使不去談大家熟悉與羨慕的北歐，荷蘭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人認真瞭解與學習的國家。它的人口約1,678萬人，人口密度只小於全球9個主權國家，因此土地與資源匱乏的壓力接近台灣。但是，荷蘭人均國民所得40,765美元，接近美國而遠高於德、英、法和加拿大；而反應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(Gini coefficient)卻僅有0.31，遠低於美國的0.41和英國的0.36，在西歐國家中僅遜於德國的0.28。此外，荷蘭的稅收佔GDP的39%，而政府支出占GDP的51.4%，但它的失業率卻只有4.3%，遠低於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先進國家，甚至還低於台灣的5.2%！這個成就使得荷蘭被稱為福利國家中的「荷蘭奇蹟」。
自從美國政治學者保羅．皮爾遜(Paul Pierson)以>(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?: Reagan, Thatcher and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)一書來為雷根與柴契爾的無情手腕喝采後，許多英語世界的學者相率跟進，預言福利國家遲早會破產，台灣也就跟著一面倒的認定「同情弱勢會拖垮國家財政，禍留子孫」！但是荷蘭與丹麥卻都相繼打破這個斷言。
荷蘭和德國都是「組合主義福利國家」(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)的典型，他們都有強而有力的全國性工會與地方性工會，足以代表全國勞工與全國資方代表進行理性而互利的制度性協商，以便因應時局，商討最適合彼此主觀意願、當下外在客觀形勢的勞動條件，以及生產單位的經營、管理與人事制度。 政黨有時候參與協商，有時候直接把勞資雙方的協議落實為政策或立法。在這個高度協商、合作的制度與文化裡，勞、資團體代表雖然有不同的立場與關切，但是都可以跳脫私人利益、個人恩怨以及勞資雙方的相互猜忌或彼此傾軋，在利益共享與共體時艱的高度社會共識下，較客觀地尋找勞方與資方的最佳折衝與利益整合，從而脫離福利國家「永久性緊縮」(permanent austerity)的魔咒。譬如，面對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張危險，他們採取的是延長退休年齡、減輕保費負擔、以及勞動條件彈性化等措施，而不是沒有配套地降低工資、以國家力量壓迫勞工團體、國營事業私有化等粗暴的舉動。
荷蘭也曾經歷過福利國家的夢魘：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期間，荷蘭的經濟成長明顯減緩，且失業率漸漸升高，但社會福利支出卻仍持續成長；至1980年代仍未好轉，超過25%的勞動力處於失業或待業的狀態，以致社會救濟福利支出消耗了GDP的26.7%。這種「無需工作就可享受社會福利」(welfare without work)的制度註定會吃垮國家，因而一度被稱為「荷蘭病」(Dutch Disease)。 『但是在經歷1980年代一系列的勞資協商與立法後，勞工接受薪資凍結與工作契約彈性化的資方訴求，以增進業者的國際競爭力；而資方則用減少工時來促進就業，並改善部份工時工作者的勞動條件，來回應勞方的訴求；政府則對勞工給予部份社會福利保障以救濟其損失，並對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僱主給予租稅獎勵。在勞、資與政黨三方合作下，荷蘭經濟重新成長、失業率逐年下降，國家支出社會福利安全體系經費的能力也持續上升，而被稱譽為「荷蘭奇蹟」。』
其他歐陸傳統福利國家無法順利脫離福利國家困境，而荷蘭卻能，關鍵因素在於荷蘭能夠跳脫其他國家的僵滯制度與勞資對抗，針對新的世界形勢，在勞、資與政黨三方面成功建立新的共識，調整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的結構與理念，使他具有適應新局勢的彈性。
這樣一種社會共識的建構過程，和財務與義務的分配模式，遠比美國或英國任令資方踐踏勞方的方式更人性化，也更值得台灣去追求！何況，作為一個人口僅2,300萬人的蕞爾小國，並有著熱情與體卹窮苦者的傳統，台灣遠比人口眾多、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，更有本錢發展荷蘭式的「組合主義社會福利」！
2020臺灣的危機與挑戰．聯經101年．彭明輝．p.213
過去在兩蔣的反共思想洗腦、美國新聞處的宣傳，與大量留美學人的倡導下，台灣把發生在美國的一切皆視為「先進的、正確的」，同時把一切跟美國不相同的視為「落伍的、錯誤的」。當我們說「歐美先進國家」時，從來都不知道一個簡單的事實：歐陸國家的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產業與社會發展目標，截然不同於美國，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看不起美國！我們更少去思索一個更簡單而根本的問題：台灣人口少，國內市場小，天然資源遠不如美國豐富，我們是應該學習國情跟我們更相似的歐陸國家？還是應該模仿國情跟我們迥異的美國？
其實，到過歐洲和美國旅遊的人都有機會發現：不管是生活步調的優閒、建築景觀與藝術文化的表現、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，或者財富分記的公平性，歐陸國家都遠比美國更值得我們羨慕！
即使不去談大家熟悉與羨慕的北歐，荷蘭也是一個非常值得台灣人認真瞭解與學習的國家。它的人口約1,678萬人，人口密度只小於全球9個主權國家，因此土地與資源匱乏的壓力接近台灣。但是，荷蘭人均國民所得40,765美元，接近美國而遠高於德、英、法和加拿大；而反應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(Gini coefficient)卻僅有0.31，遠低於美國的0.41和英國的0.36，在西歐國家中僅遜於德國的0.28。此外，荷蘭的稅收佔GDP的39%，而政府支出占GDP的51.4%，但它的失業率卻只有4.3%，遠低於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先進國家，甚至還低於台灣的5.2%！這個成就使得荷蘭被稱為福利國家中的「荷蘭奇蹟」。
自從美國政治學者保羅．皮爾遜(Paul Pierson)以>(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?: Reagan, Thatcher and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)一書來為雷根與柴契爾的無情手腕喝采後，許多英語世界的學者相率跟進，預言福利國家遲早會破產，台灣也就跟著一面倒的認定「同情弱勢會拖垮國家財政，禍留子孫」！但是荷蘭與丹麥卻都相繼打破這個斷言。
荷蘭和德國都是「組合主義福利國家」(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)的典型，他們都有強而有力的全國性工會與地方性工會，足以代表全國勞工與全國資方代表進行理性而互利的制度性協商，以便因應時局，商討最適合彼此主觀意願、當下外在客觀形勢的勞動條件，以及生產單位的經營、管理與人事制度。 政黨有時候參與協商，有時候直接把勞資雙方的協議落實為政策或立法。在這個高度協商、合作的制度與文化裡，勞、資團體代表雖然有不同的立場與關切，但是都可以跳脫私人利益、個人恩怨以及勞資雙方的相互猜忌或彼此傾軋，在利益共享與共體時艱的高度社會共識下，較客觀地尋找勞方與資方的最佳折衝與利益整合，從而脫離福利國家「永久性緊縮」(permanent austerity)的魔咒。譬如，面對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張危險，他們採取的是延長退休年齡、減輕保費負擔、以及勞動條件彈性化等措施，而不是沒有配套地降低工資、以國家力量壓迫勞工團體、國營事業私有化等粗暴的舉動。
荷蘭也曾經歷過福利國家的夢魘：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期間，荷蘭的經濟成長明顯減緩，且失業率漸漸升高，但社會福利支出卻仍持續成長；至1980年代仍未好轉，超過25%的勞動力處於失業或待業的狀態，以致社會救濟福利支出消耗了GDP的26.7%。這種「無需工作就可享受社會福利」(welfare without work)的制度註定會吃垮國家，因而一度被稱為「荷蘭病」(Dutch Disease)。 『但是在經歷1980年代一系列的勞資協商與立法後，勞工接受薪資凍結與工作契約彈性化的資方訴求，以增進業者的國際競爭力；而資方則用減少工時來促進就業，並改善部份工時工作者的勞動條件，來回應勞方的訴求；政府則對勞工給予部份社會福利保障以救濟其損失，並對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僱主給予租稅獎勵。在勞、資與政黨三方合作下，荷蘭經濟重新成長、失業率逐年下降，國家支出社會福利安全體系經費的能力也持續上升，而被稱譽為「荷蘭奇蹟」。』
其他歐陸傳統福利國家無法順利脫離福利國家困境，而荷蘭卻能，關鍵因素在於荷蘭能夠跳脫其他國家的僵滯制度與勞資對抗，針對新的世界形勢，在勞、資與政黨三方面成功建立新的共識，調整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的結構與理念，使他具有適應新局勢的彈性。
這樣一種社會共識的建構過程，和財務與義務的分配模式，遠比美國或英國任令資方踐踏勞方的方式更人性化，也更值得台灣去追求！何況，作為一個人口僅2,300萬人的蕞爾小國，並有著熱情與體卹窮苦者的傳統，台灣遠比人口眾多、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，更有本錢發展荷蘭式的「組合主義社會福利」！
2020臺灣的危機與挑戰．聯經101年．彭明輝．p.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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